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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人杰长葛  

2016-09-06 20:00: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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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梁耀国

  
  独特的人文现象,犹如一条看不见的红线,串起了皇天后土上的古今。
  很久很久以前,那位叫葛天氏的先人,用石斧石铲等石器,披荆斩棘,开疆拓土,捕鱼狩猎,种植麦黍。尽管生活过得很清苦很艰辛,可笑意总是挂在他阳光的脸上。每每和风拂煦的日子,葛天氏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把大家召集一处,击石为鼓,载歌载舞。那种与生俱来的艺术素养,使他被后人尊奉为乐舞之神。数千年来,受其恩泽福荫的百姓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先人,干脆把这块福地起名长葛。
  去年春上天,我和一帮朋友骑行四十余公里,前往长葛西北部的陉山,探访这位先人曾经留下的史迹。几经辗转,几经打听,我们在当地山民的指认下,终于在紫金山脚下一齐腰深的荒草从中,找到了传说中的擂鼓石。擂鼓石长约两米,高宽各约一米,褐红色,乍一看,与山上其它的石头别无二致。拿它石击之,并不像有关文章中缀述的那样,发出振聋发聩的鼓鸣声。然而,正是这块看似普通的石头,一旦被人赋予了精神的寄托而加以奉祀,它便华丽变身为须仰视才见的神石。
  来之前,或许期望值太高了,当看到擂鼓石的样子后,心里不免有些许的落寞和失望。恰在这时,看一放羊老汉踽踽走来,我慌忙迎上前,寒暄之后,问他山上还有啥古迹没有。老汉想都没想,顺手往对面山头上的小庙一指,说那里是子产庙,子产庙附近有子产墓。我本想再多问几句,老汉脸一别,径直撵他的羊去了。
  既来之,则观之。我们登上山巅,走进错落于山颠的庙观,走进规模不大的主殿,想了解一下被长葛人敬奉的子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子产,春秋时期郑国人,与孔子同时代。子产之所以彪炳千古,这与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政治主张分不开的。他定律制,铸于鼎上,晓以天下,不但率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而且开创了我国古代有成文法的先例。为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子产一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让我们通过《左传》、《史记》中的几则故事,去认识真实的子产吧。
  在封建专制时代,言论自由绝对是禁止的,更别提在集会上谈论时政了,为此有人提议把集会场所封了,子产却否定了这项动议。他认为,人们闲暇之余议论议论时政未必是坏事,好的,政府采纳,不好的,政府改正,这是治国之要,干嘛要封。民声就像一条淤塞的河流,万一大决口,堵都堵不住。如果挖了小口,让水慢慢流掉,就不会出大事。这一治国理念,即便放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子产在外交方面,也表现出了非凡才能。当时,南有强大的楚国,北有富庶的晋国,小小的郑国夹在其中,日子肯定不好过,况且年年还要向晋国进贡。基于这种严峻形势,子产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地给晋王范宣子写了封信,信中,他先阐明进贡过重的危害,接着话锋一转,“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想留个美名,这也是传播好德行的渠道。好的德行,是立国立家之基础。基础牢了,才不至于倾覆,这不正是你范宣子想致力于的那样吗?德行好了才快乐,而且快乐才能持久。随后,又以《诗经》为例作进一步阐述:做快乐的晋王,是治国治家的根本,说的是美德。你在做天在看,说的是美名。以宽恕之心彰显德行,你的美名就会通过美德传遍四方。一席话,说得范宣子心服口服带佩服,马上消减了各诸侯国的贡礼。
  在子产看来,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既要有好的惠民政策,又要有严苛的刑法作保障。只有“宽猛”相济,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子产为此打了个比方,“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用现在的话讲,烈火人人都怕,看见躲得远远的,所以烧死的很少。水看上去柔弱无骨,人人看见都想跳进去玩玩,结果淹死的很多。基于此,政策太宽,国家就容易出问题,这时需要用刑法来调整;反言之,刑法过紧了,国家就会窒息,这时需要放宽政策来调整。这一紧一宽,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
  子产的一生,是恪尽职守的一生,也是廉洁奉公的一生。为了不和活人争地,子产死后,被后人葬在了陉山之巅。但他对百姓的好,百姓也铭记在心。他们在长葛老城西北角掬土堆台,台上建祠,以缅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难怪闻听子产死讯,孔子涕泣曰,“子产,古之遗爱也。”
  自古以来,乱世出枭雄,乱世出人才。翻阅历史,长葛出人物最多的,也是东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主政朝政的动乱期间,著名的有陈寔、钟皓两大家族。其时,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瀛长,齐名“颍川四长”。长,即地方行政长官,官衔相当于后来的七品县官,当下的县处级。
  陈寔,字仲弓,天资聪慧,爱读书,少时被举荐太学深造。毕业后,从基层干起,历任都亭刺佐、督邮、亭长、功曹、豫州、大将军,直至太丘长。在太丘长任上,他励精图治,率先垂范,以德为从政之本,让这里变成无贪腐,无蝇营狗苟之事的清静之地,一时间,吸引无数仁人志士投靠其门下,百姓从此过上了高枕无忧的幸福生活。这些有目共睹的政绩,一时间让陈寔声闻朝野。
  “梁上君子”这则成语,就发生在陈寔身上。故事梗概是:一天,有个小偷溜进陈寔家,藏在房梁上伺机行窃,被眼尖的陈寔发现,于是把晚辈们召集一起,劈头盖脸教训道,“夫人不能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可以成性,遂至于此。”意思是人要自爱,不善的人未必本质是坏的,一旦积恶成性,才会这样。家人听得一头雾水,问,“您老这是说谁呢?”陈寔手一指,“说的是梁上君子。”小偷一听,只好跳下房梁,伏地谢罪。陈寔宽宏大量地说,“看你也不是惯偷,都是因为贫困才走上了这条道。”小偷临走,陈寔还送给他两匹丝绢。从此以后,全县再无盗窃案发生。
  陈寔虽有从政经历,但骨子里仍是纤尘不染的文化人。尽管为官期间政绩蜚然,终因不善疏通关系而下野。回到家里后,布衣的他非但没有感到失落,反而过得越发充实。他在家里开办私塾,授业解惑,学生多的时候达几百人。无论亲疏,只要愿意学,皆可成为他的学生。也许是性情使然,陈寔此后的二十年间,一直是在恬淡宁静中度过的。陈寔、陈纪、陈谌父子三人,都是当时如雷贯耳的人物,号称三君。
  陈寔一生娶过三房老婆,大婆钟氏,二婆 李 氏,三婆荀氏。由此不难推断,陈寔、钟皓、荀淑之所以走得那么近,德行高洁是一个方面,门当户对的亲戚关系更是一个重要因素。荀氏膝下有六子,他们是陈纪、陈政,陈给、陈谌、陈信、陈光。
  公元167年,陈寔带着儿孙,到娘舅荀淑家走亲戚。那天,风和日丽,大公子陈纪赶着马车,车上坐着老爷子陈寔和他的两个孙子陈长文、陈孝先,后面跟着四公子陈谌。一到村口,远远就看见荀淑领着他的孙男嫡女,在大门两侧迎候。是夜,陈荀两家坐在月光下,谈笑甚欢。远在洛阳的太史观天象有异,禀告了汉灵帝,说“五百里内有贤人聚。”汉灵帝将信将疑,派人下去一查,果真有这回事。陈氏家族以“德星、聚星、德聚”为堂号,沿袭数百年。如今,荀淑墓冢旁边的村庄叫陈庄,亦叫八辈陈庄,是不是陈寔子孙为娘舅荀淑守墓的后人,史书没有记载,但我想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陈寔卒于187年,享年83岁。死后,葬于故里陈故村,碑文由蔡邕撰写,大将军何进派人致悼词。碑文是这样评价陈老先生的,“先生行成于前,声施于后,文为德表,范为士则。”
  陈寔的大儿子陈纪,年轻时因受党锢之祸,躲在家里发奋写作,著有《陈子》一书。其父辞世时,因过于悲伤,几欲气绝身亡。豫州刺史听说后,深受感动,上表朝廷,让天下以其为楷模,弘扬孝道文化。公元189年,董卓乱政时期,任命陈纪为五官中郎将。次年,出任平原相。临走前,董卓问其迁都长安一事,陈纪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董卓听罢很生气,可鉴于陈纪名气太大才放他一马。公元196年,陈纪官拜大鸿胪,71岁在任上过世。
  如果把陈寔看做陈氏家族百年荣光的缔造者,那么陈群则是光大者。
  陈群,字长文,陈寔的孙子,陈纪的长子。动荡的东汉末年,陈群审时度势,毅然决然,和钟繇、华歆、王朗等一干人,把宝押在了曹丕身上,力挺曹丕受禅称帝。曹丕梦想成真,达到目的后,也没忘了陈群这位抬轿子的亲信,擢拔陈群连升三级官至位高权重的镇军大将军。陈群的通权达变,不但让其走上了权利的顶层,而且也把陈氏家族推入了魏晋时期芝兰玉树的高门之列。
  陈群之子陈泰,与司马氏过从甚密,高平政变中,曹爽正是听信了陈泰的劝告,才兵不血刃,归降了司马懿。司马氏掌权后,陈泰理所当然被委以重任,先后任征西将军、镇军将军等职。
  可以这么说,陈氏家族在东汉、魏、晋三个朝代,无不声名显赫,光耀一方。
  一个家族,接二连三出了那么多名垂青史的人物,那真是了不得。
一个地方,正是有了这些载入史册的人物,才有了历史的厚度和值得自诩的资本。长葛就有这样的资本。
说过了老陈家,咱继续说老钟家吧。
钟家第一个出道的钟皓,字季明,和陈寔是莫逆之交。陈寔入仕,钟皓有举荐之功。那时,钟皓在司徒府当郡功曹,临辞官,太守问他谁能接任这个差事,钟皓推荐的不二人选便是陈寔。以钟皓的才学,在朝廷谋个一官半职,不费吹灰之力。更何况前后有九顶官帽砸在他头上,小到廷尉,大到地方长官,无论官职大小,一概不就。他这种“至德可师”的风范,甚为当时的士大夫们所仰慕。归隐密山后,钟皓开办书院,教授诗律,受众达千余人。
钟皓的孙子钟繇,字元常,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大书法家。东汉末年举孝廉,官至廷尉正、黄门侍郎。因助汉献帝东归有功,升任御史中丞、侍中、尚书仆射,加封东武亭侯。曹操独揽大权时期,钟繇领受司隶校尉,镇守关中,立下大功后改任曹操的军师。
曹丕成功禅让,钟繇功不可没。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曹丕一称帝,马上将钟繇擢升至太尉,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并为三公。
让钟繇流芳百世的,既不是他的官衔,也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书法。早年,钟繇师从蔡邕、曹熹等书法大家,后博取众长,自成一体。他的字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被后人尊称“楷书鼻祖”。钟繇弥留之际,将他的学书秘诀告诉了儿子钟会,“吾精思学,学其用笔,每见万类,皆画像之,其专挚如此。”如今,在长葛老城,钟繇的洗砚池遗迹尚存,钟繇的书法作品《三绝碑》保存在临颍县繁城镇汉献帝庙内。
钟繇的小儿子钟会,字士季,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善计谋,死后与父钟繇同葬于故里。
钟会因为是太傅钟繇的爱子,且自身才华横溢,在他还是扎鬏小儿的时候,便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群臣们的赏识,认为他长大后绝非等闲之辈。大家这样看重他,那是有出处的。一次,钟繇带着他的两个公子钟毓、钟会去见魏文帝曹丕,魏文帝见钟毓大汗淋漓,问何其故,钟毓答曰,“陛下天威,臣战战兢兢,汗如雨下。”魏文帝随后问钟会咋不出汗,钟会朗声回禀,“陛下天威,臣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一个汗如雨下,一个汗不敢出,一样的句式,不一样的回答,足以说明钟会的聪慧和机敏。
公元245年,刚满二十周岁的钟会到政府部门谋了个秘书郎职位。可能人家确实能干,也可能是父亲的福荫,两年后,升至尚书郎;再两年,荣升中书侍郎,升迁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到了而立之年,已被委以黄门侍郎的重任,封东武亭侯,邑三百户。在征讨毋丘俭、诸葛诞的过程中,钟会频出奇招,招招致胜,以此赢得了与西汉张良张子房比肩的美誉。
仕途的一帆风顺,他人的溢美之辞,让钟会渐渐迷失了人生的方向和做人的准则。拿他和“竹林七贤”精神领袖嵇康俩人的关系来说,钟会原本是非常敬重嵇康的,当时,钟会司职司隶校尉,带着厚礼,曾经兴致勃勃去拜访嵇康。而生性狂放的嵇康呢,装作没看见,依然故我,忙于手中的活计。钟会无趣,悻悻而回,并因此记恨在心,找机会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向司马昭陷害嵇康。嵇康临死,弹了一曲《广陵散》,然后仰天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嵇康之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钟会是个小肚鸡肠之人。
公元262年,钟会被封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军事,第年与邓艾一起,统领十万精兵,攻打蜀国。经过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后主刘禅投降邓艾,蜀将姜维看大势已去,投降了钟会。这时的钟会和邓艾,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都想抢头功作蜀地的老大。阴险狡诈的钟会先下手为强,罗列罪名收了邓艾的军权,随之押送至京城,回京途中被部下斩了头颅。钟会自以为胜券在握,与姜维密谋造反,想另立山头。糟糕的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部下早不满他的做派,一人呼百人应,将其乱箭射杀。钟会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钟会之死,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人,不要觉得自己本事齐天高,一旦忘乎所以,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钟家后代钟嵘,字仲伟,任过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尽管官不大,却是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梁武帝时期,钟嵘仿照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了诗歌评论专著《诗品》。该书将两汉至南朝的122位诗人,分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在这部著作中,钟嵘还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标准。他认为,诗歌不能刻意堆垛典故、追求声律,诗歌应该是真情实感的表现。大量堆砌典故,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沦为“殆同书抄”,只会阻碍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钟嵘主张,诗歌首先要有味道,有味道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切忌无病呻吟。第三,要“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当然,这部著作虽有偏颇之处,但不失为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英才辈出的钟氏家族,不仅给长葛扬了名,添了彩,更重要的是丰富了中国文化,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藏于长葛的敬史君碑是中国书法艺术里程碑式作品,是魏体到唐楷过渡的代表作,曾收入清人辑录的《金石萃编》,也在康有为《广世舟双楫》中被誉为书法艺术品中的“逸上品”。该碑全名《禅静寺刹前铭敬史君之碑》,据碑文记载,此碑勒刻于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年),内容主要记述了敬史君(敬显俊)的生平、履历和功德,赞扬了他担任地方官员时勤政爱民,执政有方的诸多事迹。当然,敬史君碑之所以引起文人雅士的广泛关注,不在于敬史君这个人,而在于碑文无可替代的书法价值。它上承魏体之精华,下开唐楷之先河,用笔稍带篆意,拙朴圆润,倜傥却不张扬,而且起收方圆具兼,让魏碑书法的独特魅力尽显其中。
就这样,一个人,因为一通石碑上的字而扬名百世,这恐怕是敬史君做梦都没想到的。
时光荏苒。转眼过了唐宋元三个朝代,近七百年时间,长葛再没出过声名显赫的人物,直至明成化年间,黄杰才横空出世。黄杰,字士英,36岁中第登进士,从一介百姓华丽变身朝廷命官——济南府推官。常言道:时势造英雄。黄杰上任不久,便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当地百姓因为饥荒饿肚子,于是以借粮借牲口为名,结伙强取豪夺。这些人被官府抓起来后,济南太守将其交给黄杰处理,想借此看看他的能耐。黄杰接手案子后,对这帮“刁民”既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一判了之,弄清原委后,采取感化之策,将他们一一释放,条件是收成好时,必须偿还“所借”粮物。黄杰的这一举措,可谓一箭双雕,既化解了官民矛盾,又维护了社会稳定。
黄杰尽管为国解忧,为民解难,是个鞠躬尽瘁的好干部,但在昏官庸官眼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在他们的谗言陷害下,已过“知天命”的黄杰不得不背井离乡,从富庶的顺天府(今北京),贬至荒蛮的肇庆(今广东高要县),官衔也从府丞降为同知。一到肇庆,他没有“空悲切”,也没有“嗟命苦”,而是扑下身子,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共谋发展之计。
1491年,黄杰调任陕西左参政,次年回顺天府任府尹。任上,他励精图治,仁义施政,“吏畏其威,民安其惠,政绩卓著。”连续三年,官升三级,终为户部左侍郎,督办太仓粮储。对于这个肥差,黄杰想的不是给自己捞个盆满钵满,而是如何摒弃陈规旧制,条分缕析,用其精华,剔除糟粕。黄杰大刀阔斧的改革,效果立竿见影,很快国库丰盈,百姓减负。皇上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遂钦嘉其为通议大夫。恰逢这时,年迈的黄杰身染重疾,恳请朝廷允其告老还乡,颐享天命。不等皇上准奏,他便撒手西去。皇上闻听噩耗,甚恸,降旨厚葬黄杰于长葛。
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魂归故里。黄杰埋在爹娘身边,埋在故土,不能简单理解为光宗耀祖,其实,他的身前事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这里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善待天下,才是人生最好的归宿和结局。
杨佩璋和陈廷敬,同为清代帝师,一位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一位在历史上如执牛耳;一位没有名号的故居如今破落颓败,一位午亭山村的故居如今成了5A景区。两人同为帝师,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是因为杨佩璋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身后没人给他树碑立传,而陈廷敬是康熙皇帝的老师,作为《康熙字典》的总裁官,一部《康熙字典》就足以让他流芳百世。
杨佩璋,生于1850年,字筱村,长葛后河镇后河村人。他的父亲杨炳煌,曾在江南为官,因病去世后,家道中落,从此母子相依,艰难度日。堂伯杨炳昌看杨佩璋聪颖敏慧,是个可塑之才,就把他带到自己任职的浚县训导所,精心教诲。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和奋斗,杨佩璋26岁中举,27岁登进士,授翰林编修。因为不会趋炎附势,因为不会拍马溜须,因为不会投机钻营,因为不会结党营私,杨佩璋原地踏步踏,在编修馆一呆就是二十余年。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杨佩璋终于熬出了头,离开编修馆,调入国子监。光绪二十六年到翰林院任侍讲,次年任侍读、侍讲学士,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二十九年,到督察院任副都御史。依清廷律制,督察院就是管官的部门,就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都御史就是管官的官,权利不可谓不大。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是,官至二品的杨佩璋却“以清真雅正为宗”,洁身自好,潜心学问,以至于门可罗雀,到头来两手空空,只落些古玩字画。随着清政府的垮台,杨佩璋携家眷告老还乡,回故居颐养天年,直至1920年寿终于此。如今,杨佩璋故居仍在,它就像刚正不阿的先贤那样,以他的骨气,以他的精气神,屹立在故乡的土地上。
人杰耀千古,地灵看今朝。长葛人正是凭借着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和不屈不饶的奋斗精神,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十年间,无论是在人文层面,拟或是在经济层面,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让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足迹,来展示一下这些骄人的成绩吧。
八七村,原名宗寨村,原位于长葛县城北郊。岁月荏苒,转眼过去了五十多年,如今八七村已被圈入长葛市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宗寨村之所以改名八七村,这还得从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该村说起。当时,毛主席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陪同下,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徒步前往宗寨村视察。路上,毛主席看到地里连个草毛毛都没有,风趣地对陪同人员说,“你们长葛无葛呀!”葛,此处代指草也。
1958年5月5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委书记就长葛农民发明的深翻土地,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作了题目为《土地大翻身  争取亩产八百斤》的典型发言。这一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同年七月,农业部在长葛召开现场会。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从而在全国掀起了深翻土地的运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来到了长葛,来到了宗寨村。1961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带领中央河南调查组进驻宗寨村,经过135天的驻队调查,完成了《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三包一奖”的调查》。是年8月22日,习仲勋和调查组奉命回京。1968年8月7日,为纪念毛主席视察长葛十周年,许昌地委决定将宗寨村改名八七村。
改革开放后,八七村依仗交通发达,毗邻县城的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便突破亿元大关,先后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村”、“明星村”、“中州新村”等荣誉称号。穿过仿古的牌坊,走在宽阔平坦的八七大道上,仰望着伟人挥手的巨像,徜徉于毛主席纪念馆里,恍惚间我也成了宗寨人,感到由衷地幸福和自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长篇小说手抄本,风靡全国,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传的更广,传的更火,无不想一睹为快。那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故事内容是这样的:大学生苏冠兰与丁洁琼倾心相爱,却遭到苏冠兰父亲的阻挠反对,伤心之下,丁洁琼只身远赴美国留学,后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在父亲的撮合下,学医出身的苏冠兰和叶玉菡结合成婚。丁洁琼回国得知这一情况后,悲伤不已,决计到边疆独自舔疗爱情之殇。苏叶夫妇听说后,竭力挽留,并最终感动丁洁琼留在北京搞科研。
仅看小说的内容,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在禁锢思想的文革时期,《第二次握手》的作者、祖籍长葛的著名作家张扬却因这部小说而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吹捧“臭老九”、鼓吹科学救国、越轨写爱情等
春雷霹雳震天响,阴霾尽散出太阳。饱受牢狱之灾的张扬先生,最终熬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1979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累计出书430万册,居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之冠。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长葛的“皮包公司”曾经叫响全国。当时,“皮包公司”既是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又是坑蒙拐骗的代名词。这些甚嚣尘上、挥之不去的污点,一度压得长葛人抬不起头来。在这个大背景下,长葛人没有气馁,没有沉沦,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励精图治,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打造出四家企业航母,乘风破浪,驰骋于商海。
黄河旋风,在乔金岭、乔秋生父子的苦心经营下,将一个频临倒闭的乡镇企业长葛县第二化工厂,发展成为集超硬材料科研、生产、贸易于一体的国家大一型企业,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是国家高新企业。该公司于1998年在上交所上市,目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硬材料生产基地,其中人造金刚石产量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之和还多。黄河旋风能够走到今天,是与他们企业一以贯之的“五为宗旨”分不开的。70年代起步之初,他们的宗旨很朴素:为国、为民、为厂、为家、为中国农民走出一条吃饭路子;到了80年代,前四为没变,最后一为变为“为中国农民走出一条致富路子";又到了90年代,最后一为再次变为”为中国乡企、民营经济发展走出一条路子“;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是最后一为,已经升华为”为实现二次创业、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而开拓前进“。从为吃饭到为致富,从为中国到为世界,随着宗旨的演变,长葛人的视野也在开阔,格局也在放大。
森源电气,始创于1992年,原名长葛县开关厂。该厂在楚金甫团队的带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跳跃式发展,现已成为高低压成套电气、新能源汽车和重型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国家高新企业。2010年,森源电气在深交所上市。
河南众品,原为长葛县肉联厂,2006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河南众品依托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现代食品加工制造和冷链物流服务产业体系,初步探索出一条市场连接基地,产业带动区域、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模式。
此外,长葛靠收破烂、加工破烂(指废旧金属)而成为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长葛的蜂蜡产量占全国的90%,蜂胶产量占全国的70%,是中国蜂产品、蜂机具加工生产示范基地;长葛卫浴陶瓷年产量5000万件,占全国总产量的40%,是全国最大的”中国中部卫浴产业基地“。
就在去年,长葛又出了个享誉中国的人物,他仅是一个村的书记,是官衔中的小拇指,没有比它再小了。就是这么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村官,燕振昌,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村书记,用他四十四年的坚持,把一个穷村大村,带上了致富路。2014年全村总产值突破四亿元。四十四年他用93本日记,详细记录了水磨河村的过去和现在。去年12月12日,这位老人因突发心梗,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怎样做才是为人民服务?
也许正是这林林总总的杰出人物,才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为古老而又现代的长葛,书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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