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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省委书记”为什么比“部长”更值钱?!  

2013-09-25 12:06:30|  分类: 说长道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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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濡山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昨天,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问我:你们中国的官场腐败有些让人看不懂,有的跑官买官是为了进中央当部长、做京官,有的则是为了到地方,当个执政党的地方书记;比如很多媒体称,被审判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就花数百万元,想“买”个省委书记的名份。

这确实是一个颇有玩味的问题。日前庭审丁书苗一案时,据其交代,曾担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为了捞个省委书记的位子,曾指示她向有关领导行贿500万元(未遂)。

在刘志军眼里,为什么省委书记比部长“更值钱”呢?

首先,刘志军官瘾十足,有跻身更高职位的野心---比如进入中央政治局。众所周知,在中国,一位党员领导干部,若有了“中央委员”的身份,就等于名义上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决策层人士,可以参加每年1-2次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若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则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团队,直接实质性参与党的重大决策的酝酿并可以发表决策意见;若当上政治局常委,则属于进入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决策层团队。刘志军显然不是为了只捞个中央委员的名份,至少有进入政治局的野心。但是,要进入政治局,就必须有当地方“诸侯大员”---省委书记的资历和经验。在中国体制内的所谓领导干部“混资历”一说,就是指:为重要岗位“提拔”任用干部时,不仅要有某个业务部门的行政及业务资历及经验,还要有某个行政区划范围党政一把手的从政经验。从实际情况来看,各省、直辖市的书记,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位子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座椅”,只有一步之遥。

其次,“省委书记”比“部长”更权威、更有安全感。作为中央的职能部门,铁道部负责大发展时期的中国铁路投资建设及管理运营,在常人眼里,这显然是个大肥差。但是,对于刘志军而言,在这个位子上呆的时间太长,心里肯定不踏实。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钱财已经多得不当回事了,身上已经积累了太多的腐败和罪责,必须见好就收,找个安全的地带着陆。比如,当个省委书记就很不错,既可以离开铁道部这个是非之地,还能拓展上升空间,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依然不敢小瞧自己,因此可以保住自己度过非安全期。中国现行体制最大的优势就是,为官一方的一把手,几乎在各个公共领域,都有绝对的人财物的资源配置权。省委书记既拥有地方生杀大权,几乎是为官一方,一语定乾坤,其对各个领域、各个地方的资源配置,有绝对的把控或影响力;更重要的是省委书记对本省的的纪委、公检法的主要负责人有人事任免权的绝对干预权和把控力。因此,如果能在远离京城的某个省当个书记,刘志军既可以安全软着陆,也可以进退主动。

 

再次,刘志军所主持的铁道部不过是个“二级部”,若能当上省委书记,等于向前进了一大步。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府内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内阁构架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质上的差异是很大的。一个较大的差别体现在部门的定位和“心理级别”大不一样,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及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交通部、商务部等,这些部委的一把手,不仅“人财物资源配置”权力大、名气大、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的工作交往也较密切,这类部门属于“大部”;另一类是国务院序列的二级部门,主要是职能相对单一的管理运营机构,铁道部就是这类部门。因此,铁道部部长跟交通部等大部的部长相比,人们心里上认为“低半头”。刘志军显然不想先过渡到一个大部当部长,他想直接跳一大步当个省委书记,可是他这一条还没有起脚,自个儿先栽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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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1:

江濡山:《每年买官卖官会有多大交易额?》

前不久笔者到中国西部几个县市搞调研,听到基层民众戏言县委书记的一句顺口溜:要想过千万,班子动一遍;要想过亿元,干部要换完。其实,近年来在很多地方,县市地域买官卖官腐败,几乎路人皆知,只是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民众没法看个究竟。

前不久,甘肃和安徽两地前县委“一把手”相继落马,“窝案”式腐败令公众大开眼界:6月18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甘肃省华亭县原县长、县委书记任增禄因收受贿赂991万余元,另有411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同寻常的是,同案居然牵涉了129名华亭县官员,几乎覆盖该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乡镇政府机关,交织出一张触目惊心的“行贿买官”网。无独有偶。8月14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收受贿赂案。检方指控,其在任职萧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共收受贿赂109起,价值共计约2000余万元。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毋保良案起诉书涉及66名行贿者,几乎覆盖了萧县所有的乡镇和县直机关,还包括萧县四大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仅如此,前不久河南省教育厅一位处长受贿高达2000万元,广东省一位水利厅副厅长受贿也超过2000万元。

其实,买官卖官子在县域是重灾区,因为更高级别的省市级官员可以通过大项目使其家族获取好处,而县级干部、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县域,通常没有太大太多的经济项目收益机会,只能采取最简单、最原始的买卖官职的办法“发家致富”。而一个县域局级干部无论是想提升、想到实权部门或者保住现有位子不动,都会对上行贿,主要是给县委书记送大礼,给县长送中礼,给其他常委送小礼,这是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每个干部的任命都要经由县市委常委会议集体讨论,虽然一把手可以集权定案,但是若其他常委“找茬”也很麻烦,因此,必须摆平绝大多数常委。值得关注的是,地市一级的买官卖官标的更高---县委常委级别的领导要被提升,就得向更高一级行贿---从自己受贿的篮子里分出一部分上贡。由此看来,各级行贿者已经把买官作为一个“生意”:买官投入几十万几百万,则在任期内以权谋私数百、数十倍的收益,这个投资收益的保障就是权力。

上述两个案件显然不是个别现象,其中查实的受贿金额,显然只是其实际受贿的一部分。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推理:全国有3000多个县市(包括地级市),假如每个县市只有一半官员给县级领导行贿,每个市的一把手平均只受贿1500万元,每个行贿者的延伸以权谋私收益放大十倍,那意味着什么?

保守估计:全国县市级每年会有大约400-500亿元的买官卖官成交额,会有数约6-8万名干部行贿,延伸产生的以权谋私腐败收入会达到4000-5000亿元。因此,反腐败若走过场,这些腐败者大都安然无恙;若太狠,搞“一窝端”式的处置,则全国基层政权会基本瘫痪,无法运转。由此看来,反腐败已经陷入一种特殊的两难困境。

由此产生两个思考:一是执政党神秘而僵化的用人制度和管人制度,已经严重落伍,现行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封闭专断的组织人事制度;二是反腐败是次要的,铲除腐败温床才是正题。

如果依然采取十九世纪以前的思维和手段,管理21世纪的国家事务,意味着中央帝国会成为一只巨大的“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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