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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南海“短兵相接”  

2013-12-17 19:37:21|  分类: 史海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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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书摘》2004年12期  作者:戴煌  原题为:《平反冤假错案:中南海里的短兵相接》

扩大突破口时的激烈较量

一天,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又一次写信提议,是不是把一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的时候,汪东兴等人仍然不以为然。他们说: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1978年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耀邦与陈野苹谈话。那次谈话,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的几个人也在座,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

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三个人(指汪本人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耀邦明白:这实际上是开他的批判会。他先洗耳恭听,然后才开始答辩。他说: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都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汪东兴等人所接受。

如是,就必然带来这样一个大难题:这许多所谓的“结论”,无非仍然是按照康生等人当年设下的框框,仍然肯定这些同志是“自首变节分子”,是“叛党”、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部分”,全都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予一二百元多少不等的生活费,已被迫害而死的就听其死去。

考虑到汪东兴、张耀祠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再对他们说什么。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组成的。耀邦他们更知道,一些专案人员在办“专案”过程中,是如何残酷迫害许多老革命的。别的不说,单以贺龙元帅专案组为例,在这个“主案组”之下,还设有十几个“分案组”,其中绝大部分是贺龙同志统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军区的老干部。另有一位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据说就因为秦基伟的夫人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秦基伟也由此而被关押在一个部队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的专案人员在他的床头吊了一个三百瓦的大灯泡,不交代“贺龙乞降通敌情况”,就折腾得他整宿整宿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被整天罚站,不准解小手,硬逼他交代所谓的“贺龙罪行”;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拒绝参与诬陷贺龙和许光达,被专案人员猛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抽打得黢青乌紫,骨瘦如柴,便脓流血;工程兵副司令员谭友林被连续几昼夜地突击审讯,险些死于狱中……

一位将军被打得通身剧痛实在没法忍受,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在洪湖根据地大部分失手后,曾与蒋介石派去湘鄂川黔边区诱降的“特使”熊贡卿“议妥”叛变的条文,尽管贺龙当年及时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并当众公审枪决了熊贡卿,根本没有所谓的“议妥”叛变的影儿。数日后,又有一位贺老总当年的老部下被屈打成招,“证明”贺老总当时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才杀了熊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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